整整一百年前，顧颉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shū)》中提出了“層累地造成古史”說。此說主張：“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認爲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shì)禹，到孔子時始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時，三皇出來了，漢以後，才有“盤古”開天辟地的傳說，據此，得出結論：“古史是(shì)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shì)一個反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fàng)愈大。
《萬年中國——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形成》馮時 等著 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
《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shū)》在中國學界掀起一場軒然大波。顧颉剛根據《商頌·長發》和《魯頌·閟宮》中關(guān)于“禹”的記載，推定在商族那裏，禹爲下(xià)凡的天神，在周族那裏，禹已經被奉爲最古的人王，但(dàn)“禹”本來出自夏鼎，實際上很可能隻是(shì)九鼎上所鑄的一種動物，并沒有證據說明他是(shì)夏的始祖。曆史上是(shì)否存在過夏代，自然便成了很大的問題。不久，便有一批曆史學家明确宣稱夏代根本不存在，完全是(shì)周人杜撰出來的。胡适更宣稱：“東周以上無古史。”他宣布：“大概我的古史觀是(shì)：現(xiàn)在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從《詩》三百篇做起。”按照胡适這一說法，不但(dàn)夏朝，連同商朝，甚至西周，都得從中國曆史叙述中删去(qù)。
然而，沒有先前的曆史演進，東周的曆史從何而來？當時，王國維等學者對甲骨文的解讀，已經證明司馬遷《史記》中所叙述的商代曆史并非虛構。1928—1937年，由考古組主持的安陽殷墟遺址的發掘，進一步證實“層累地造成古史”說雖然有助于人們打破對古代文獻記錄的過度迷信，但(dàn)無論如何不能據此就否定商周以前曆史的真實、客觀的存在。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指出：“曆史不外是(shì)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xià)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産力；由于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條件下(xià)繼續從事先輩的活動，另一方面又(yòu)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改變舊(jiù)的條件。”正是(shì)生産工具、生産方式的世代延續和傳承，勞動者與管理者知(zhī)識、技能、經驗的不斷積累與改進，構成了最基本的曆史聯系，決定了人類的存在必然是(shì)曆史的存在。西周也好，商代也好，文明程度都已經達到相(xiàng)當高的水準，它們當然都不可能是(shì)憑空産生的，更不是(shì)靠後人編造出來的。“層累地造成古史”說無法自圓其說，便将解決這一難題的責任一股腦兒推給考古學。胡适曾說：“将來等到金石學、考古學發達上了科學軌道以後，然後用地底下(xià)掘出的史料，慢(màn)慢(màn)地拉長東周以前的古史。”
近一個世紀來，中國考古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确實爲重建中國上古史立了一塊塊光彩熠熠的裏程碑。考古所面對的隻是(shì)先前世代殘存的若幹遺址、遺物，這些遺址、遺物被發現(xiàn)，大多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考古學作爲一門具有自然科學性質的非常嚴謹的科學，則要通過對生活用品、住所、禮器、城區建築、用以進行交流的各種符号等大量并不完整的物件的複原，克服偶然性的不利因素，努力從其中找到某些必然性的成分，從而再現(xiàn)遠古真實的曆史，困難當然不會低于單純對古代文獻記錄的剖析。但(dàn)兩者并非截然對立，其實往往能夠相(xiàng)得益彰。
文明是(shì)将人與動物區分開來的最顯著的标志。《周易》之《贲卦》說過：“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xià)。”人能夠“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就是(shì)通過觀察、分析自然界的各種矛盾運動，掌握它們的變化規律；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xià)”，則是(shì)通過對人類社會如何創造了自己所特有的文明進行深入的觀察與研究，選擇正确的路徑，讓文明由天下(xià)所共創，文明的成果爲天下(xià)所共享。這也就是(shì)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說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别開來。”
《周易》六十四卦，原就是(shì)生活在華夏大地上的先民從草昧一步步走向文明的曆史過程的真實記錄。人最初過着草昧漁獵的生活，随着農稼既興，略土田、用甲兵、具綱紀、定城郭，到辯上下(xià)、定民志，再到平其階位、族物始廣，乃至産生封建、神教、肉刑、公田等制度，後來，這些制度又(yòu)漸次被廢止。凡此等等，無一不是(shì)生民自身的活動。如近代學人章太炎《檢論·易論》中所述：“六十四卦雖難知(zhī)，要之記人事遷化，不越其繩，前事不忘，故損益可知(zhī)也。夫非谶記曆序之侪。”将這些記錄和大量新的考古發現(xiàn)加以對照和印證，便可清楚地看到，華夏大地上的先民創立中華文明的曆史進程，有着真實的曆史依據，用“層累地造成古史”說全盤否定這段曆史，未免過于輕率。
事實又(yòu)證明，後人基于曆史新的發展所獲得的新的體驗，對往古曆史産生新的認識，并不一定就距離(lí)先前曆史的真相(xiàng)更遠。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說過：“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shì)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隻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人們如果能夠比較全面地了解人類文明發展的全過程，如果能夠比較深刻地了解現(xiàn)代文明的主要特征，完全有可能更深刻地認識和評價先前曆史進程中人更具積極意識的生命活動的創造性價值。
這部《萬年中國》，通過對中國大地上諸多考古成果的深入分析，具體而生動地說明了商、周以前數千年間，也就是(shì)差不多一萬年前這段時間中，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各族群的先民，如何以人的自覺共同締造了具有鮮明獨特性格的中華農耕文明、遊牧文明以及山林農牧文明，爲中華文明在新的曆史階段的生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作者爲複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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